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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他直斥，戴耀廷及游蕙祯若希望继续在香港政治平台立足，应尊重国家，承认一国两制，放弃搞歪香港的信念。来源： 三峡日报 发布时间： 2025-08-04 作者： 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
张执浩资料图
张执浩作品《传告后代人》《不如读诗》《我见过黄鹤》《咏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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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浩，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我见过黄鹤》（中英对照本）等，另著有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和随笔集《不如读诗》《传告后代人》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
“沿着江滩散步，抬头就能看到黄鹤楼。这是一座被无数前辈诗人吟咏过的诗楼，每次凝望它，我总会有穿越时空，和古代诗人对话的错觉。”专访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话题自然是从黄鹤楼聊起，对于和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来说，“诗楼”是他和诗意最接近的物理距离，他和它有说不完的心语。“黄鹤楼于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象征”。
张执浩1965年秋出生于湖北荆门城郊的一个小村子里。在大学期间，他受校园诗歌热潮的影响，开始了诗歌写作。那时，他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诗人，直到1990年，他以《糖纸》《蜻蜓》两首诗夺得《飞天》杂志诗歌大赛第一名，闯进中国先锋诗人群后，才意识到文学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以诗成名的张执浩，早期也创作过许多有影响力的小说，并在《人民文学》《花城》《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著有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等。但他却自认“写诗才是忠于自我气质的行为，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写诗”，后来就一直致力于诗歌写作和诗歌文化的传播。
几十年耕耘诗坛，他不断从现实生活和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独到的诗歌观，提出了“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理念，主张以日常细节激活诗意。他将生命的圆熟与诗歌的纯然互为一体，让日常生活呈现诗性光辉，创作了一大批广受读者喜爱和好评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代表。作品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2018年8月，他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笔下的“披头散发的老父亲”形象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2025-08-04，张执浩受邀来到宜昌，在屈原故里秭归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阅长江·道中华——诗咏中华民族母亲河”端午诗会。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屈原精神的时代价值，谈到诗歌的时代性等话题时，他说，诗人要关注热气腾腾的时代生活，创作能感知时代变化的作品，让诗歌发出时代的声音。
写诗是俯下身子去触摸生活粗粝的纹理
记者：2024年1月，您的诗集《咏春调》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您继2018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推出的一部最新诗集，该诗集不仅成功入选2024年度十佳诗集，还在第39届“青春诗会”诗丛中获得致敬推荐，这充分说明了诗集《咏春调》在现代诗歌领域的重要影响力。诗集以“咏春调”为书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张执浩：诗集《咏春调》收录了我2017年到2022年间创作的290首作品，基本上是我这几年整个心路历程的完整呈现。疫情、战争、混乱组成了这几年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我尽量要求我的写作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忠诚于日常生活，忠诚于我们与世界、与自然、与人类的对应关系。我一直认为，诗歌是声音的艺术、说话的艺术，这种文体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要让词语组合成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要悦耳动听，沁人心脾，进而深入人心。这就是我用“咏春调”作诗集名的初衷。
“咏春调”关乎的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也是我对诗歌调性的坚持。著名评论家、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毅曾说，我可能是当代诗人中，最注重最擅长写日常、写普通人情感的诗人。日常的深情，往往藏在最轻微琐屑的言语里，譬如母亲未曾穿过的花衣服，父亲肩头上的灰尘，落在鞋面上的树叶，等等，这些细碎之物，需要用近乎耳语的声调来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写作几近呢喃，或嗫嚅。
“春”在这里既是季节，更是生命的隐喻。母亲去世18年后，我在某个春天里突然想起她一生都没有穿过花衣服。春光越是鲜亮，遗憾就越是深沉。但春天的轮回又赋予了人救赎的可能，母亲最终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原野上的百花成了她永恒的花衣服。这种苦痛与温暖交织的张力，正是“咏春”的底色，就算命运凛冽的像严冬一样，我也要在诗中葆有对暖意的确信。
在我看来，诗是“说话”的艺术，而我想让我的诗具有亲和力，散发出柔软安详的气息。轻言细语就是这种调子，是人到中年后对命运的感悟与接纳，是身负重担时仍然想要哼出的那首歌谣。它不向远方喧哗，只低声说给愿意听的人，就像母亲当年伏在我的耳边说的那句“我很知足”。
《咏春调》是一条暗涌的河流，表面看起来毫无波澜，底下却奔涌着岁月的悲喜。如果你能听见暗流里轻颤的回响，那一定是诗与生命最深切的共振。
记者：《咏春调》是诗集中一首写母亲的同名诗作，您在作品中，通过朴素的意象描摹，平静舒缓的语言节奏，表达了您对逝去的母爱的怀念与不舍，还有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限抱憾。这首诗是在什么环境下萌生的？您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张执浩：是的，《咏春调》也是我写给母亲的一首同名诗，这首诗是在2019年创作的。写这首诗时正值春天，那天，我沿着平常散步的江滩慢慢走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拂过脸颊，看着路上的匆匆行人和在江滩上跳舞的“大妈们”，我突然想到，母亲居然一生都没有穿过花衣服，她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一直是灰黑色的。母亲离开后，春天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刻意去追忆，可在那个午后，我背着她从医院回家的场景却浮现在我眼前。
“我母亲从来没有穿过花衣服”，诗的第一句就这么涌出来了，几乎不用推敲，后面的话就自然跟着往外流淌，拦都拦不住。母亲走的时候才六十三岁，一辈子困在荆门老家的灶台田埂间，连件花衣服都没有舍得为自己添置过。这首诗里没有哭喊，可我知道，那些轻言细语的字句早已被泪水浸泡透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学教授王毅称您是当代诗人中最注重最擅长写日常、写普通人情感的诗人。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您以后的诗歌创作还会保持这样的基调和风格吗？
张执浩：王毅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一直关注我的诗歌创作、关注湖北诗歌的发展。他对我诗歌的评价，让我既感到欣慰又觉得惭愧。确实如他所说，我始终相信日常生活是有神性的，“锅碗瓢盆何尝不是金戈铁马”，厨房里的烟火、菜场里的四季流转、母亲在照片里的凝望，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都承载着生命最真实的温度。
写诗是俯下身子去触摸这些生活粗粝的纹理。“真”是我的诗学的根基。唯有以真诚的内心、真实的情感、真切的语言，才能缩短心与手之间的距离。就像《厨余论》中松茸与海参的相遇，陆地与海洋的对话，最终指向的是我与母亲之间未尽的凝望。这种对平凡人事的勘探，并不会消解诗的崇高，而是让诗意从生活的地缝里自然生长，就像“墙边草”坚韧地活着，一轮轮转世；也像深秋挂在窗外的丝瓜，连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观看，惊讶感叹它细瘦藤蔓里藏着的蓬勃生命力。
诗人的使命，是让被丈量过的生活，重新生长出不可丈量的部分。我仍然会坚守这条写作路径，并尝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既承担人间的泥沙俱下，也保留《吹气球》里孩子般对可能性的试探。
人世越嘈杂，就越需要轻言细语
记者：您说“人世越嘈杂，越要轻言细语，这种品质也许在这个时代会成为一种美德”。这不仅是诗歌写作的一种境界，其实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可诗人总是充满着激情的，您为什么会提醒自己要“轻言细语”？这种理念是什么时候萌生的？
张执浩：在喧嚣如沸的时代，诗歌需要守住内心的沉静。我越来越觉得，心平气和、好好说话是一种人生境界。诗人确实需要有充沛的激情和热血，只是当“高楼在尖叫”、满世界的人都挥舞着自带的话筒声嘶力竭的时候，真正的力量，反而存在于那些细微的震动之中，像一枚针尖沉入深水，像细长的根须扎进大地。有时候，沉默更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声音。
我在武汉生活工作了几十年，菜市场里的喧闹，车站里鼎沸的人声，街道小巷里的吆喝声，等等，这些几乎就是我们生活的底色。其实，当所有声音都在争夺、尖叫，在试图覆盖对方时，那种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属于生命本身细微的颤动，反而被淹没了。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人世越嘈杂，就越需要轻言细语。
这种生活观的形成，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历经岁月后缓慢的积淀。在经历许多世事后，我越发觉得，写诗不是加入喧哗的大合唱，而是在这庞杂的声浪里，找到自己独特的音高和气息。我们往往被各种宏大的叙事、急促的节奏所裹挟，而诗歌，恰恰要逆着这洪流，去倾听野草生长的声音，去捕捉人心深处那不易被察觉的涟漪。轻言细语，是对抗噪音的一种方式，更是对真实存在的确认，它要求更专注的倾听，更精微的捕捉，需要一种沉潜下来的定力。
我明白，在这个信息爆炸、情绪极易被点燃的时代，能保持内心的沉静，用节制、精准甚至带点克制温度的词语，去触及事物的核心，去表达那些难以言说的幽微，这种能力本身就近乎一种美德。它意味着对喧嚣的抵抗，对真实的敬畏，以及对个体声音独特价值的坚守。
记者：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如何做到在喧嚷的时代里，保持轻言细语的美德呢？
张执浩：我在49岁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对命运的“顺应”。现在看来，我当时已经警觉地意识到了“晚期写作”即将到来。平静、宽厚、怜惜等这些曾经遥远的词汇，后来慢慢进入到了写作中，成了我写作的词根，就像我在《被词语找到的人》中所写的那样。我常说，诗歌是声音的艺术，写作者需要在不停的“试音”过程找到自我，忠诚于自我的气质。我并不反对“高音写作”，但我恰恰不是擅长发高音的人。
事实上，诗人的调性能够呈现出他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你足够诚实，就不必装腔作势，更不需要声嘶力竭。我总觉得，我们并不比读者高明，那些卖弄才华的人往往是生活中的懦夫。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平实的写作者何其艰难。我曾说过，即便日常生活再不堪，我也不喜欢愁眉苦脸的写作，就像我不喜欢苦大仇深地生活。以日常表达对生活的爱，以生活的弱者示人，视写作为一种自救行为，呈现自己软弱的一面，并不可耻，因为失败感是写作者永恒的命运。
记者：您提出的“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创作主张既有赞同者，也有不同的声音。10多年过去了，您还坚持这个写作理念吗？
张执浩：很多年前，我就在一首诗里写道：“我不与无中生有的人为伍/我不与看不见的事物为敌。”“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其实是后来我对这句诗的呼应，它是我出版诗集《宽阔》时在后记里提出来的，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个人写作的目标。我曾在多个场合谈及我对这个写作理念的理解，在我看来，“目击”是写作的前提，你必须进入到生活的现场，要求自己书写你经历过的生活;在深沉专注的凝视中保持对事物的情绪共振，目光清澈，且具有穿透力。我一直认为我其实是个被动的写作者，我的诗几乎都是遭受生活挤压的结果。所以，“脱口而出”也是一种情感的本能反应，绝非无病呻吟。
“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载之泪。”这是清人王嗣奭在《杜臆》里对杜甫写作的评价。我不过是借用了他对杜诗的理解来要求自我而已，至于他人如何来看，并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
记者：2018年8月，您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是对您几十年诗歌创作的最高奖励。这个奖对您后来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执浩：作品能够得奖，当然是对我几十年坚持诗歌写作的鼓励。但对于我来说，这个奖的意义并不大于写作本身。老实说吧，获奖这事就像一个农民迎来了丰收，来年他依然要去努力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你只要看看这几年我的创作量，就应该明白我从来没有躺在这个奖项上。我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所以我要努力写得好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荣誉会带来关注，读者总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变化。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尤其是诗人，你不可能指望他“日日新”。我写了将近四十年，其实真正的变化也只发生过三次：一次是“美声”时期，一次是“宽阔”时期，第三次应该发生在我写出了《如果根茎能说话》以后，我开始用一种独属于己的调门“说话”。《咏春调》这本集子延续了《高原上的野花》部分风格，但情绪更为内敛，“叙述腔”更强，期待再一次蜕变，但没有彻底完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完成这一变化。
记者：《不如读诗》是您于2023年出版的一部诗学随笔集，是以现代诗人的视角，通过对16位古代诗人的诗歌心灵的探寻解读，来展现诗歌背后的个人故事和情感经历。《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您于2024年推出的又一部诗学随笔集，通过15个关键词，描写了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和内心世界。这两部诗学随笔集，都是您几十年来以史为经、以诗为纬，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深厚积淀和对古典诗歌的回望，请您分享您写这两部随笔集的初衷和收获。
张执浩：这两本书是我多年阅读古典诗词的“偏见之书”，《不如读诗》是纵向的，《传告后代人》是横向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古典诗词的阅读存在一些盲区，倘若我们只是从审美的需要来解读古典诗歌的话，那就太轻慢了它们的生命力和吸附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躲藏在这些诗歌背后的那群伟大的灵魂，他们在面对生活时所呈示出来的态度，在得意与失意之间所体现出的生命张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因此，我在写他们时，脑海里面始终回荡着如下三种场景：地老天荒的人生现场，将心比心的生活态度，以及隔代相望的伟大情谊。说到底，古往今来的诗歌都是在传达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传达的介质（语言）会不断变化，但生而为人的根本情感是恒定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也是当代的一部分”。新诗可能没办法从语言上去继承古诗的传统，但并不影响我们去继承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生活观念，无论是宇宙观，还是家国意识、亲情伦理意识，都在这些诗歌和诗人那里得到了精确的呈现。
诗歌从来不是飘浮的修辞，而是人在绝境中紧握的生命绳索。所谓“不如读诗”，是想剥掉历史的茧壳，让那些伟大的灵魂，重新以鲜活的面貌站在我们的面前，用一个当代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去触碰他们的悲欢、挣扎、超越，讲述他们如何在生活的夹缝里，让诗成为生命的呼吸，并流传千古。而《传告后代人》的15个关键词，则是另一种聚焦，在诗人群像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异同。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地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而是对古代诗人命运的一种回望。
我长久生活居住在黄鹤楼下，我曾说过，作为一个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我的确有话要说，才先后写了《不如读诗》和《传告后代人》。这两本书，是我多年来研读古典诗词的结果，是一种内在的、发酵已久的倾诉。能与这些伟大的灵魂同行，并尝试将他们的生命密码，以更贴近当代的方式“传告”下去，是我作为一个后来者的荣光与责任。
诗不在云端，而在脚下蒸腾的生活里
记者：您在黄鹤楼下居住生活了30多年，这样的缘分对您的诗歌创作会有许多的触动和灵感吧？
张执浩：最近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越来越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固守在黄鹤楼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全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中一定蕴含了某种命运的力量。尽管我曾在许多场合抱怨过，作为一位当代诗人，生活在黄鹤楼下是一桩悲催的事情。但仔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传统巨大而无形的压力，始终在磨砺、培育着我们的心志和抗压能力，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所谓‘物色分留待老夫’，正是这种压力之下的自我精神纾解，结出的果实尽管难以下咽，却又津津有味。”
崔颢题诗在前，李白搁笔在后，这座楼早已被笔墨垒成了一座高峰。黄鹤楼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仅供仰止的诗碑，更是催逼我躬身自省的镜子，它时刻提醒我，诗不在云端，而在脚下蒸腾的生活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觉悟，我才转身扑进鲜活的市井生活之中。
记者：作为“汉派诗人”的重要代表、《汉诗》的主编，您如何看待“汉派诗人”现象？这种划分会不会形成“圈化”？
张执浩：其实我不太赞同“汉派诗人”这种命名，而且这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时代，用一种称呼把生活在一地、风格各异的诗人集结在一起，并非明智之举。如果非要这样命名的话，“汉派诗人”这一称谓更像是对武汉诗人群体精神气象的一种概括。武汉是一座烟火气、江湖气很重的城市，所以武汉诗人大多侧重于现实生活的书写，但路数各异，就像这座城市的结构一样，划江而治，三镇独立。
我曾说，当下诗坛最大的问题是“面目模糊”的同质化。编《汉诗》将近二十年了，我们推举过许多风格迥异的诗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汉语诗歌的繁复声调。真正的写作永远属于“异质者”。我想说的是，诗的责任是向所有心灵敞开，而不是筑起一道道封闭的篱笆。与其纠结地域身份，不如回到诗人的根本使命，以鲜活的现场感抵御生活的钝化。
记者：您除了写诗以外，还热衷于诗歌文化的传播，并做了大量的公益活动。您的这种热情来自哪里？为何在事务繁杂的环境下，还会挤出时间做这些活动？
张执浩：文学永远是薪火相传的事业，如果没有传承，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些年，我和朋友们一直在做“公共空间诗歌活动”，在武汉的地铁站内推出了3960块诗歌展示牌，在武汉许多公园推出诗歌展示牌，还举办过多场“武汉诗乐现场”活动。做这些的初衷，是希望诗人们从书斋中走出来，参与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到城市文明的进程之中，同时，也希望让脚步匆匆的市民，在地铁站内、在公园里，抬头迎面就能“撞见”诗歌，让诗歌文化渗入城市的呼吸，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的诗歌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继续固守我们以前对诗歌美学的理解，很有可能被时代抛弃。
用诗歌触摸时代脉搏，反映时代气象
记者：屈原是中国诗歌的重要源头之一，他的《楚辞》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受屈原及其作品影响多吗？
张执浩：记得有一年在宜昌获得“屈原诗歌奖”时，我说过：没有哪一位当代汉语诗人不想通过写作与屈原这个名字产生关联。作为一个在荆楚大地上写作、长期生活在黄鹤楼下的诗人，每当我看江水穿过桥墩奔流而去，总能感受到那位披发行吟的祖先在水声中的叹息。于我而言，屈原不止是一位美学导师，更是一种精神灯塔，时刻提醒我，诗歌写作近似于某种献祭行为，必须足够纯粹，必须把写作上升到与生命同构的高度，才有意义。
记者：您对宜昌诗歌创作非常关注，曾多次来宜昌参加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作为宜昌读者的老朋友，您对近年来宜昌诗歌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哪些评价？对宜昌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者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张执浩：我是宜昌的女婿，也是宜昌的老朋友。近年来，我多次来到宜昌这座山水之城，每一次来，都会被这里蓬勃的诗歌生态所震撼。宜昌是国内少有的诗歌门类齐全，且都有代表性人物的地级市，写诗、评诗、译诗相得益彰。毛子的诗发出了这个时代的异质之音，冷峻而深邃；刘波的评论视野宽阔，眼光敏锐；柳向阳的翻译更是获得了广泛好评。宜昌诗歌的这“三驾马车”现象备受全国诗坛瞩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宜昌还有一批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汉诗》去年曾做过一个“宜昌诗人小辑”，收录了近30位宜昌本土诗人的作品，质量非常高。
宜昌的“山乡巨变”里藏着比修辞更厚重的史诗，愿宜昌的朋友们既承载千年文脉的重量，释放出现代大潮的激情，用诗歌触摸时代脉搏，反映时代气象。
